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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行政创新与低碳政府建设

信息发布:fun88官网网客服网 www.kfzdy.com  发布时间:2011-03-23  点击:  评论:

生态行政创新与低碳政府建设


  内容提要: 正在生成的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生态行政模式应当是当代生态行政创新的必然选择和应有方向,且只有在这种服务型生态行政模式构建中才能真正破解传统生态行政模式中的各种难题和困扰。所谓低碳政府是应当能够促使不断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及单位排放强度这一过程的政府模式。提倡低碳政府理念和构建低碳政府是推动和保障当前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呼唤。我们只有以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生态行政为目标,才能真正地找到化解低碳政府建设中困境的有效路径,而适应破解传统行政模式中难题的需要就是目前低碳政府建设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着力点。

  如果说,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必然需要加强生态行政管理和推进生态行政创新,那么,发展低碳经济和引领低碳文明也必然需要确立低碳政府理念和创新低碳政府建设思路。提出并倡导低碳政府建设既是当前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迫切呼唤,也是当前加强生态行政管理的首要任务和推进生态行政创新的重要领域。并且,当代实践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生态行政创新面临的挑战需要在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模式生成之中得以破解,而低碳政府建设面对的难题也需要在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生态行政目标追求之中探寻答案。

  一、生态行政创新:服务行政兴起的必然选择

  生态行政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农业社会时期,国家或政府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往往也要履行一定的生态环境管理职能。但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府的行政管理基本上是“非生态”甚至是“反生态”的。而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明确政策和专门机构的现代意义上的生态行政也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早在1908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国家林业局长曾首次在一次西半球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政策。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以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生态环境事件,也出现了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的对于生态环境破坏揭露和关注的声音,在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还出现了要求政府治理生态环境的自发性群众街头抗议活动。从此,生态行政进入了快速而广泛的发展时期。如1969年美国成立了对总统负责的“环境质量委员会”,1970年正式成立了新型的国家行政机构“国家环保局”,以专门行使环境保护职能。应当说,今天的生态行政管理业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生态行政又可称之为绿色行政、环保行政或环境友好型行政等,它并不同于“行政生态”概念,后者是由美国学者J・M・高斯等人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生态学范畴,主要指行政系统与作为行政环境的经济圈、政治圈和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今,学界对于生态行政专门研究的时间并不太长,成果也并不丰富。但一般都认为,生态行政是政府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行政,是政府生态环境管理和服务的行为。具体地说,生态行政是指政府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以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在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管理中,全面实施自然生态环境管理和提供公共生态环境服务的行为总和。

  应该承认,当代生态行政在生态理念教育、生态法制建设、生态市场培育、生态技术运用、区域生态治理以及国际生态合作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对于避免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破坏和恶化功不可没。但是,当代生态行政无论是在价值目标理念上,还是在管理方法技术上都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境。进一步说,当代生态行政在整个治理模式上都面临着很大程度的局限与危机。如: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中表现出来的不愿承担环境历史责任和转嫁环境污染等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行径;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率而轻视甚至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既不重视物质财富分配公平,也不重视生态环境公平;一般按照地方行政区域分治和按照生态环境要素区分设置部门分工的管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极具整体性和公共性特征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需要;政府生态环境立法的滞后和法律自身的僵化和不完备难以适应解决极具广泛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需要;政府公共产权加入的生态环境市场机制以及政府生态环境绩效评估方法内含的竞争性和逐利性,往往导致由于产权难以界定以及政府垄断、腐败等带来的责任追究难、合同执行难和经济效率与生态环境公平冲突问题;政府对于环境非政府组织往往存在大力扶持和摆脱依赖的悖论问题等。它们也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政府失灵的矛盾问题。我们认为,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需要依赖生态行政进一步创新,而真正的生态行政创新需要放在行政模式的历史变革中去思考,而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行政构想及其兴起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理论视角和历史机遇。

  作为当代行政发展或政府创新的目标,走向服务行政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理论共识和实践取向。但至今人们对于“服务行政”以及“服务型政府”的理解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张康之的理解更为独到和深刻。他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定位“服务行政”以及“服务型政府”。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变迁;相应地,其社会治理模式也经由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演变为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并将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行政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相应地经历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或统治型政府到管理型政府再到服务型政府的演变。其中,服务行政以及服务型政府是正在生成的行政模式和政府模式。[1]他主张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运用创新性思维,在管理行政或管理型政府的一切失败教训中展开对于服务行政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具体构想。择其要点,他主要是从服务行政的治理价值目标理念以及治理方式方法层面,从服务行政与传统行政的区分中来进行阐发的。

  具体地说,在服务行政的价值目标理念上:第一,服务行政是价值定位而非工具定位。管理行政中每一个岗位或职位都是工具定位的,是将岗位或职位上的人看做是填充岗位或职位的“材料”;而服务行政是“人本行政”,它不仅将政府中的官员当作活生生、现实的人,而且把社会公众也当人而不是一群“匿名的”符号。第二,服务行政应当是公民本位而非政府本位。传统行政强调政府本位,“官”即是“管”,官本位弥漫于整个社会;而服务行政是公民本位的行政,服务型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便民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2]第三,服务行政是公正导向而非效率导向。管理行政确立了效率中心主义的理念,政府陷入追求片面的效率之中往往丧失了公正,且在效率追求中往往周期性地陷入无效率的困境之中;而服务行政确立公正导向,强调公正前提下的效率并用公正激发效率。在服务行政的方式方法上:第一,服务行政是非控制导向的行政。传统行政职能都是以控制为核心的,服务内容也是其控制导向下发生的,是从属于控制导向的,控制在性质上是一种“独断”;而服务行政是服务导向的,控制的内容是从属于服务行政的,服务在性质上是一种“协商”。第二,服务行政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行政。统治行政基本上是封闭的行政,管理行政是半开放半封闭的行政;而服务行政在管理行政的开放性道路上走上一个新阶段,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行政。第三,服务行政需要谋求德治与法治的统一。统治行政治理方式属于“权治”,管理行政主要表现为“法治”;而服务行政是努力用德治统摄法治,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统一。第四,服务行政需要确立一个合作和信任的整合机制。统治行政的整合机制是权威整合机制,管理行政是建立了权威与价格的二元整合机制,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分工―协作”整合机制;而服务行政是把信任作为合作的因素纳入整合机制中来,建立基于充分信任关系的合作机制。第五,服务行政需要用行政程序的灵活性来取代行政程序的合理性。管理行政关于行政程序合理性的一切规划,都只能满足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要求;而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服务行政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得到基本保证的原则上的灵活性程序。第六,服务行政需要用前瞻性取代回应性。因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政府必须超越传统行政那种等待问题出现以后加以回应的回应性功能,更加注重发挥主动处理前景无法准确预测的事件的前瞻性功能。[3]

  我国学者高小平也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考察与分析了生态行政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他认为,农业社会时期的政府崇尚“天人合一”,曾经把生态管理作为基本职能之一。但那个时期的生态管理是朴素的、宗教式的、低标准的,主要是满足农业文明需求,是建立在生态基本未受到破坏的基础上的。到了工业社会时期,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生态不断遭到破坏,政府开始建立专门的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实施严格的生态行政部门管理。这种生态“部门”行政,较之前工业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进入后工业社会而言,“部门”行政的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需要政府实行系统的、整合的、泛化的生态行政管理。[4]应当说,这种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过程分析相适应,将生态行政区分为从“朴素的、宗教式的、低标准的”生态行政到“部门”管理的生态行政再到“系统的、整合的、泛化的”生态行政过程的阐释,主要是从生态行政管理体制变革而不是从生态行政模式整体转变维度来揭示的。这种解释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不是完整地反映了生态行政发展的规律性内容,也只能针对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全面地应对与解决当代生态行政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境。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上述行政模式历史演变的角度,将生态行政发展描述为从统治型生态行政到管理型生态行政再到服务型生态行政的历史过程。而正在生成的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生态行政模式就是当代生态行政创新的必然选择和应有方向,也只有在这种服务型生态行政模式构建中才能真正破解上述的主要属于管理型生态行政模式中的各种难题和困扰。如,生态行政只有真正地坚持以人为本、公民本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标,才能真正树立生态相对优先的理念和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冲突的难题;只有坚持将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的公正导向,才能有效解决各种生态环境公平问题;只有坚持行政的德治与法治、行政程序的灵活性与合理性、行政功能的前瞻性和回应性的统一,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之要求;只有建立以伦理精神感召下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以充分开放为前提的政府合作机制,而不是建立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和以分工、竞争为要素的政府协作机制,才能有效应对生态环境整体性和公共性之要求,并真正解决不同政府和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等各种生态合作中的难题。当然,走向服务型生态行政和解决管理型生态行政中的难题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低碳政府建设: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

  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被确认为是事实,并被确认为很可能主要是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导致的背景下,在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即《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后,全球各国大力提倡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日渐高涨。进而,“低碳城市”、“低碳交通”、“低碳生活”、“低碳社会”、“低碳政治”、“低碳文明”等一系列新概念及其新对策也开始应运而生。当然,“低碳政府”及其构建也显然是自觉顺应这一趋势的必然结论。2009年,中国政府已经自主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且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这应当可以被看做是我国自觉地走向低碳政府建设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理解低碳政府首先需要明确“低碳”概念。而人们关于“低碳”之解读又主要取决于“低碳经济”之界定。但目前学界对于“低碳经济”的定义也仍是莫衷一是。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可大致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如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5]事实上,这种表述认定的低碳经济内涵就是一种低自然资源消耗和低环境污染的经济,我们既可以说它还没有对低碳经济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也可以说它基本上属于一种广义的界定。类似的广义理解还认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或绿色生态经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等。这些定义基本上是将低碳经济等同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但是,从“低碳经济”的字面意义以及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动因上来说,低碳经济应当是指建立一个较少依赖化石能源,不断降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体系。发展低碳经济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促使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保持在使全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不至于带来严重危害风险的较低水平,或者说是“在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其根本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碳中性,即经济发展中人为排放的CO[,2]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CO[,2]的实现动态均衡”[6]。显然,这种理解属于比较狭义的界定,这种狭义内涵定位的低碳经济并不一定等于低耗能或高能效经济,也并不一定等于低污染或高清洁经济。

  我们主张采用一种比较狭义的“低碳经济”概念,即低碳经济应当是一种不断降低或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过程的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低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个“低碳化”的发展过程。针对逐步迈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而言,低碳应当主要表现为不断降低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规模或总量的过程;而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低碳应当主要表现为不断降低或减少温室气体的一定单位排放(如单位GDP的排放量、单位能源消费的排放量)强度或速度的过程。虽然,上述广义的低碳经济概念能够更好地从整体上反映一种经济模式的转变,也具有更为广泛的理论解释空间,但它的内涵已基本上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概念所涵盖,从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这一概念的独到之处和提出这一概念的特殊意义,使这一新概念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大打折扣。相反,狭义的“低碳经济”概念内涵不仅能够明确表明二氧化碳过度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以及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由于现实中的低碳经济与低污染、低能耗经济等其他生态经济内容也往往是密不可分和协同发展,因此更能彰显通过发展低碳经济这一重点或突破口来带动绿色经济或生态经济的全面发展和整体进步之功能。

  基于上述对于“低碳经济”以及“低碳”内涵的解读,所谓低碳政府就是应当能够促使不断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及单位排放强度这一过程的政府模式或政府范式。更为具体地说,低碳政府具有低碳发展理念,以促进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社会发展作为其基本职能之一,不断提供推动低碳发展的各种制度保障,努力提升低碳发展管理能力,既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低碳化,也实现对自身内部事务管理的低碳化;既实现在国内事务管理的低碳化,也实现在国际事务管理的低碳化的政府。显然,提倡低碳政府理念和构建低碳政府是推动和保障当前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呼唤。

  第一,低碳政府对于保护作为公共产品的碳排放资源具有特别意义。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资源是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范畴,而且是具有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因而,低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属于公共经济的范畴,而且是具有全球性的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和发展公共经济理应需要代表公共利益和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来承担和推动。目前,与其他组织或个体相比,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仍是典型的公共组织,也应该是最能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组织。因此,虽然目前各国政府在解决全球性低碳发展中还存在着国内协调和国际合作方面的各种困难,但是,低碳政府建设对于加强国际低碳合作,推进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发展,最终实现降低全球性的碳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威胁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二,低碳政府应在促进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生态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往往也是跨区域跨国别的问题。这种问题的公共性和综合性往往需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才能有效地应对和解决。虽然,目前并不存在“世界政府”,但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不仅是最具公共代表性的公共组织,而且也是最具权威性和合法性,从而也最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公共组织。所以,低碳政府在促进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发展中必须居于主导地位和发挥主要作用。

  第三,低碳政府在保障自身内部事务管理中的低碳化作用非常显著。政府自身也往往是最大的消费群体,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公共消费还往往存在着大量浪费问题。政府公共消费中的能源消耗和浪费不仅是加重公共财政支出和浪费公共资源的问题,而且也是加剧碳排放和影响低碳发展本身的问题。低碳政府不仅需要在推动全社会发展的低碳化方面起到主导作用,而且也应该在保障自身内部事务管理中公共消费的低碳化方面严于律己。此外,政府公共消费的低碳化对于全社会消费的低碳化一般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示范效应,所以,政府自身消费低碳化的率先垂范对于推动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觑。

  三、从生态行政创新看低碳政府建设的着力点

  当代生态行政创新思路以及服务型生态行政目标对于低碳行政或低碳政府建设应当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正如生态经济包括着低碳经济的内容,生态行政也是包括着低碳行政或低碳政府的内容。而且,低碳政府建设应当进一步成为当代生态行政的首要内容和突出目标,成为当代生态行政的重点工作和中心任务。这又是因为:

  第一,高碳排放是目前最具公共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高碳排放是最为明显或最为典型的全球性公共问题。这不仅表现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全球性影响最为明显;而且也表现为碳排放治理主体的全球性要求也最为明显。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再到2007年《巴厘路线图》以及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都是应对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全球性合作历程的主要标志。

  第二,高碳排放也是目前最具严重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高碳排放导致的后果既表现为威胁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等各种公共安全问题;不断加剧作为碳基能源的化石资源枯竭和能源安全问题,不断加重与碳基能源消耗同步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表现为影响各国未来发展先机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博弈问题,如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低碳政治领导力以及经济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等低碳竞争力问题。

  第三,高碳排放还是目前最具迫切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排放二氧化碳是一个不断增量的过程,随之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也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因此,正如2006年英国政府公布的《斯特恩报告》所言:我们现在开始的行动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对未来气候变化产生影响。我们现在的行动只能对未来40到50年的气候产生有限的影响。我们在今后10年20年的行为将对本世纪后50年和下个世纪的气候产生深远的影响。有效行动开展得越早,所需付出的成本就越小。而我们推迟行动的成本很高。如不及时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将不得不接受更多的气候变化以及越来越高的缓解成本。[7]

  然而,当代生态行政面临的诸多难题与困境也会在低碳政府建设中有所体现,即在传统行政模式特别是管理行政模式之中,政府低碳管理也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与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有:

  一是难以完全适应低碳排放公共性特征的需要。管理行政模式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和以分区、分工管理为基础的,但是,如果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和不同层级的低碳管理主体都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很难实现低碳排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对于作为典型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低碳排放来说,高碳排放的影响是无国界的,甚至全球气候变暖在一定时期内对于特定国家的影响也未必完全是消极的。如果各国政府都是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组织,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就更难实现低碳排放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管理行政模式中,作为政府低碳管理根本方式的法治,也会由于法律自身的不周延性或不完备性以及执法主体的不自觉性而导致难以约束所有的高碳排放行为;而作为政府低碳管理重要手段的市场,也会由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碳交易市场主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导致难以实现低碳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碳交易的结果不是减少排放的总量,最大获利者不是地球上的全人类,而是参与交易的商家。在碳交易中获利最大者,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是能够娴熟掌握交易工具的发达国家的商家。他们获得的财富,又会变成满足高消费的来源。高消费又会成为高排放的根源。[8]

  二是难以完全适应低碳排放复杂性特征的需要。政府低碳管理中面对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同碳排放相关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碳排放给地球造成危机或风险的阈值;人类利用碳基能源的临界点;研究开发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效用;应对经济发展周期与自然灾害等带来的碳排放压力等等。甚至有的科学家对于人类碳排放的温室气体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还存在争议,如我国学者钱维宏就认为人类活动不是全球变暖的主因,本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最多上升0.6℃,不可能达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中指出的2℃的阈值。[9]还有学者对低碳或零碳新能源在设备制造及其维修、维护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也心存疑虑,认为在没有进行全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之前,不能轻言新能源是低二氧化碳的能源。[10]因此,在管理行政模式中,政府低碳管理的法治方式也会由于法律的僵化性和滞后性而无法满足解决这些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碳排放问题的需要;而政府低碳管理采用的经济手段或市场手段也由于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而导致碳排放资源产权难以界定和难以维护等失灵问题。

  显然,我们只有以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生态行政为目标,才能真正地找到化解上述低碳政府建设中困境的有效路径。而适应破解传统行政模式中难题的需要就是目前低碳政府建设的主要依据和重要着力点,其主要内容应当在于:一是树立以全人类关怀为本的低碳理念。真正的低碳政府应当具有远大的社会发展目光和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应当能够在满足本国和本地区人民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坚持人类整体利益相对优先原则,积极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与低碳文明建设。二是坚持以公正为导向的低碳发展观念。低碳政府在国际上应当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制定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必须充分考虑各国历史排放、转移排放、人均排放、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差异等问题,以公正地处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一国内能够建立适应低碳补偿机制,以公正地处理增加碳汇主体和高碳排放主体的矛盾。三是构建以德治为目标的低碳制度安排。低碳政府建设不能局限于低碳法治和低碳市场的治理方式,应当努力建立一种以德治统摄法治和以引导性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低碳“德治”。四是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低碳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是以低碳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超越与扬弃伴随分工和竞争的协作关系,在政府之间与政府同社会之间建立作为人应具有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五是制定有更多灵活性的低碳行政程序。这种行政程序也是以低碳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导向,能够赋予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及时处理具有不确定性的碳排放问题时的充分自主权,而且这种自主权又能不构成对行政程序的僭越。六是发挥有较强前瞻性的低碳行政功能。倡导低碳经济发展以及低碳政府建设本身就是应对全球变暖的前瞻性之表现。显然,低碳政府应当切实坚持“预防为主”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针,“加强生态科技创新。”[11]更主动地处理前景无法准确预测的高碳排放以及全球变暖等问题,而不是等到不可逆转的气候灾害等生态环境极端事件出现时才加以回应。

  注释:

  [1]张康之,李传军.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19.

  [2]周晓丽,毛寿龙.服务型政府:现实内涵、理论阐释及其实现[J].天府新论,2009,(1).

  [3]张康之.关于服务型政府的几点原则性构想[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4]高小平.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行政管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4,(5).

  [5]UK Government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R].2003.

  [6]谢军安,郝东恒,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与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08,(12).

  [7]Stem Nicola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m Revie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张孝德.低碳经济的三个悖论与局限性[N].中国经济时报,2009-12-21.

  [9]胡浩.人类活动影响全球变暖有待研究世纪末全球升温最多0.6℃[N].光明日报,2010-02-10.

  [10]张一鹏.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J].中外能源,2009,(4).

  [11]黄娟,汪洋,向清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研究[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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